• 人大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中國扶貧實踐走在理論前面

    時事 > | Time Weekly - 2019-10-22 03:31:58 來源:時代周報
  • [摘要] 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中國而言并不特別有針對性,解釋不了中國的發展,更指導不了太多中國的發展。

    時代周報記者 王心昊 實習生 馮婷 發自廣州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三位致力減貧研究的經濟學家。

    實際上,中國是全球減貧成就最突出的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里,減貧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了70%。與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獲得者所做出的扶貧實驗相比,中國在扶貧脫貧領域所走的道路雖然不盡相同,但同樣對全球扶貧實踐具有巨大的借鑒意義。

    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國精準扶貧仍待攻堅的“堡壘”大多是深度貧困地區。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科學,此次獲獎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能否在中國學以致用?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說,應如何將中國脫貧實踐歸納總結成理論,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與中國經驗?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接受了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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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時代周報;A:汪三貴)

    諾獎結論不具備普世價值

    Q:近兩年諾獎更關注現實問題。今年的發展經濟學對應“精準脫貧”,去年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應“高質量發展”、環境經濟學對應“污染防治”。實戰經濟學0是否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學潮流?

    A:應當說,理論的重要性在于指導實踐。

    從這幾年學術界觀點來看,過去的主流經濟學觀點,因2008年金融危機顯現出局限性,對一些新的經濟現象,傳統的主流觀點也未必能夠很好地解釋,主流地位逐漸被邊緣化了,其他針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這些新的學說可能不像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那么完整,但在解決問題的層面更加有用。雖然在是否已經形成潮流的問題上,仍然有待觀察。但可以說,隨著這些新學說的興起,多元化趨勢正在顯現。

    Q:此次諾獎的頒獎理由之一,是“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有經濟學家認為發展經濟學關注問題相對較小,難以對政策產生一般性影響。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A:三位獲獎者并沒有提出對經濟學具有重大影響的原創性結論,貢獻更多在于把過去多用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發展經濟學中來。通過對照實驗,更清楚地分析政策落地的影響因素,帶來更加可行的結果。

    但這些實驗地區大多集中在非洲、印度等地,結論是否具有普世價值?態度要慎重。

    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文化不太一樣,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經濟行為,人的行為顯然會受地理文化影響。A地區的研究結論,不一定適合B地區。反過來說,要讓這些理論得到更廣泛的認可,首先要把研究方法擴展到更多的地區。

    今年諾獎的三位得主,在過去都是“非主流”的經濟學家,所做的實驗規模并不算大。如果通過這次獲獎,能夠鼓勵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區做實驗,進一步驗證貧困背后的基理、發展動力,則對發展中國家乃至全球發展的意義重大。

    Q:還有人認為這三位研究者的關注點過于細微,往往依靠常識判斷便可得到大致結論,如是否應該通過發放蚊帳解決瘧疾問題等。發展經濟學是否應該多多鼓勵重要宏觀話題、重大實踐的深入研究?

    A:這種觀點有些偏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從邏輯出發,出來的都是大問題、大理念,甚至把精密的數學也引到里面去了,推算很嚴格,但同樣的,它在解決很多實際問題中面臨局限性。

    實際上,經濟學本身就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者之間沒有高下之分。最重要的,還是要弄清楚經濟學現象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例如麻省理工的兩位獲獎者,他們就針對于窮人的決策機制做過深入的研究:明明有降低成本的方法能夠解決飲食安全問題,為什么不用?窮人為什么不買保險?為什么窮人在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會花很多錢買電視機?這些問題對理解窮人的經濟行為,對理解扶貧政策的有效性,均具有重要意義。

    只有理解窮人的決策機制,才能支撐發展出更好的理論去解釋宏大的扶貧命題,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經濟學的研究發展也是如此。只有把微觀與宏觀結合,發展出的理論才會有普世價值與實踐價值。

    中國扶貧實踐領先于理論

    Q: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地域集中在印度和肯尼亞,缺乏針對中國減貧問題的分析,這是否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遺憾?

    A:不能算遺憾。中國的扶貧實踐走在理論之前,還沒有形成一套詳細的學術理論。

    國家的扶貧工作建立在改革開放40年的飛速發展之上。在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解決了絕大多數貧困人口的問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并不能在學術上說清為什么我們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沒有一套能夠解釋的框架和體系去深入分析國內的發展理論。

    希望以后有更多經濟學家能夠研究中國大規模減貧的實踐,做出更加有說服力的解釋,甚至形成一套比較科學的理論,改變我國減貧實踐領先于理論的局面。

    Q:中國消滅貧困人口的路徑和此次獲獎的理論有沒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A:全球減貧事業有一定的共性,但是每個地區在具體的減貧操作中有一定的差異。三位獲獎者的研究關注更微觀更具體的一些問題,中國的減貧實踐雖然也需要解決這些問題,但不同的是,中國大規模減貧的內生動力是經濟在過去40年的飛速發展,這是其他很多貧困地區都不具備的。

    另一方面的差異,在于中國特有的制度優勢。例如充分動員市場主體的參與性,讓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參與扶貧,領著貧困戶發展產業,解決他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又例如讓東部發達地區去幫助西部地區脫貧發展,選派大量干部駐村扶貧。這些扶貧政策在其他國家都做不到。

    Q:三位獲獎者的扶貧工作大多從教育和醫療入手。例如班納吉和迪弗洛的研究指出,許多貧困地區并不是缺乏教育資源,而是教育資源與學生不匹配。要讓教育資源與學生需求相匹配,關鍵何在?

    A:為什么扶貧都重視教育和醫療?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第一,這是人的基本需求中最核心的兩個部分,如果不能夠實現,人可能連活下去都成問題;第二,教育和醫療是解決未來貧困問題的關鍵,這兩者能夠提高貧困人口的能力和素質,有利于人力資本建設。

    教育資源不匹配的問題,全世界都存在,中國也不例外。所謂不匹配的意思,是有些地區擁有相對充足的教育資源,但教學方式和體系不適合貧困孩子的需求,這些孩子到了學校也學不進去。

    必須要承認,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孩子,在能力上存在一定差距。這就意味著,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而言,都要有針對性地選擇教育方式、課程設置和教學大綱。但現在我們的教育都是統一的,一個省里,不管什么地方,采用的全是同一個政策。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現在扶貧首先要求確保孩子先上學,先上小學或初中。但到底學到東西沒有,還不是現在脫貧攻堅階段重點關注的內容。但從長遠發展來看,欠發達地區的教學質量、教學體系都需要逐步微調。

    從區域開發轉向精準扶貧

    Q:在國際扶貧事務中,“越扶越懶”的現象相當普遍,應如何避免?

    A:扶貧本身是人道主義:這個人很窮,基本生活沒有解決或跟別人差距太大,我要幫扶你。但扶貧也要掌握好方式,避免越扶越懶的現象。

    事實上,人性本身就是懶惰的。如果不干活也能夠生活得很好,沒有人愿意干活了。對那些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而言,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必須的。而對有勞動能力的人而言,不能簡單采取“輸血”的方式,只有“造血”才能讓這部分人穩定地實現脫貧。

    國內在扶貧工作中一直比較強調開發式扶貧,而非社會保障扶貧:也就是通過提高貧困人口的能力,解決他們在發展過程中間遇到的各種障礙,體制性的政策性的。只有讓貧困人口參與到項目里面來,讓他們感受到好處,看到未來的希望,才能夠增強信心,形成正向循環,扶貧工作才能顯現成效。

    Q:中國的扶貧工作正在從區域開發式的扶貧逐步轉向精準扶貧。這樣的轉變意味著什么?

    A:中國大規模減貧最核心的推動力是持續的經濟增長,通過經濟增長使窮人受益;第二推動力則是扶貧具體的策略。

    我國最早以區域扶貧開發為主要戰場。一開始的扶持以縣為單位,1986年開始確定貧困縣。2001年開始,扶持對象變成了縣或村。2001―2010年有592個貧困縣、15萬個貧困村。到2011年,扶貧又加了一個片區的層次,共14個扶貧片區。

    隨著扶貧進程的深化,剩下的這些貧困人口,都是綜合能力相對比較差或者是處在相對較偏遠地區的,如果還以過去區域扶貧的措施,很難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對這些人,只有一戶一戶去幫,才有可能解決絕對貧困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從區域開發轉向精準扶貧,盡管精準扶貧的難度要比區域扶貧開發大很多。

    Q:目前,中國的脫貧工作亟須更有針對性、效果更顯著的政策措施。發展經濟學能否指導中國的脫貧工作?目前,中國脫貧攻堅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A: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中國而言并不特別有針對性,解釋不了中國的發展,更指導不了太多中國的發展。

    要理解中國的發展過程,就要分析哪些因素影響了中國的發展,哪些因素影響了窮人的發展。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現在需要在這些成就上做進一步的理論探索,實現理論創新。在借鑒世界先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一套更加符合中國情況的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中國脫貧攻堅行進到現在這個階段,目標是現有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到明年全部脫貧。現在剩下的“堡壘”是1660萬在“三區三州”這樣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以及在一般地區的特殊貧困人群。

    要解決這些地區的扶貧問題,需要更加有針對性地把短期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短期內聚焦“兩不愁三保障”;長期措施則包括生態保護、區域產業建設和居民就業問題。

    事實上,培育產業需要一個過程。在培育產業的過程中,怎么把脫貧、保護生態和產業三者結合,需要政策制定者重點關注。

    此外,在移民扶貧搬遷中,要注意節奏和實際需求。特別在深度貧困地區,搬遷只是開始,搬出來還要考慮這些人應如何融入城市、如何生存下去?搬是很容易的,把地理位置變一下就可以,但如果搬遷后不能在新地方生活下來,對整個扶貧工作而言則是一個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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